宪法学学科体系不可能受单一方法论和范畴体系的影响，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因在宪法学界发生争论而备受关注的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都没有拿出区别于彼此或者是经典宪法学的独立的宪法学学科体系，只是在问题领域和研究方法上有所侧重，故从宪法学角度来标示政治或规范似乎前景不大。

因为根据大学自治原则，大学享有对内的规章制定权，而这一规章制定权本身是可以突破和超越法律的。从外部视角而言，台湾地区大学自治权获得了宪法性保障地位，不仅可以对抗行政权的不法干涉，也可以对抗立法权的不当规范。

既然连法律（立法）都要受大学自治原则制约，那么，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其审查依据当然首要的是大学自订的规章。另一方面，在面对如何保障大学之自治制度时，又忧心对于教师或学生权利之保护是否不足或存有漏洞。接着，明确表示不仅是受教育权，即使受教育权以外的其它基本权利受到侵害，学生也可提起行政诉讼。当然，法院在运用正当性审查模式，特别是在大学校规对平等原则做出限制时，是否符合重要公共利益，以及目的与手段是否存在实质性联系等问题上，具有较强主观价值判断性。因为，释字第380、 450号中所提到的立法保留与宪法保留，是针对大学之外的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行为，即行政机关对大学事务进行管理与监督时必须要符合立法保留原则，而立法机关在对大学事务进行相关立法规制时必须要符合宪法保留原则。

另一方面，随着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破除，学生不再满足于诉讼权的获得，更期望通过司法途径获得实体性权利的救济。郑某参加某警察大学研究所硕士班入学考试，并顺利通过初试、复试口试。他们不尊重法律，不敬畏法律，视法律为玩物。

在执法或司法的过程中，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从个案上，都有一个对实施法律或适用法律的效果以及影响进行主动追求的问题，对法律效果主动追求的过程就是严格执法、准确司法的过程。二是导致行政机关履行职权不到位，同时又可以以某种理由推脱责任。决策的，不看卷不审案。所以，法律得到准确而有效的实施就是我们所说的法律效果。

无论出现哪种结果都应认为是正常的，不必大惊小怪。因此，将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纳入法律规范的轨道，是我们政府重新建立威信的基础工程，是政府官员依法行政的前提条件。

即便如此，修改宪法法律或制定新法乃是解决宪法法律缺陷的最紧迫之事、最根本之策。司法机关通常将公正、高效、权威作为司法工作所追求的总目标，就公正、高效和权威这几个目标的内涵分析，其中已经具有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多种意义。但是，我们又要看到，立法还很不完善，执法还相当有距离，司法不够独立和公正，公民的法治意识淡薄，对法治的认同度还很低。行政手段的另一个缺陷在于易变性，缺乏统一的标准。

我国体制改革虽然已经经历了30余年，在解决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方面做出了不小的努力，但是最近10年来，许多地方和部门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名义下，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又不同程度的显现。所以，治国理政的要义是要依法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等合理分权又相互制约的一种体制，建立职权、责任和利益能够相对达到平衡的一种制度。关键词: 治国理政 宪法法律至上 法律效果宪法法律在治国理政中应当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应当具有绝对的权威，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比方说，城市规划建设中需要拆迁部分居民的房屋。

在这些人看来，行政法是不存在的，经济法也是虚无缥缈的，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完全可以游离于法律之外而可以玩于股掌之中。在三个效果主张者看来，只服从法律是资本主义的法律观，单纯追求法律效果是片面运用法律技术，是不讲政治性、人民性的表现。

为了不出事，可以给上访者安排旅游、吃饭、娱乐，可以满足上访者赔偿、补贴等任何物质甚至非物质的要求，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而宪法的内容及其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宪法至上是保证权力服从法律，从而实现法治的关键环节。

我们的不少官员，至今还是习惯运用不受法律约束的行政手段，习惯运用不受法律规制的经济手段，这样他们可以有更大的权力，有更多个人牟利的空间。习近平同志说得好：新形势下，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坚持司法独立，才能坚决顶出打招呼案，人情案以及个别领导批案的压力，才能分清案件办理的个人责任。宪法法律已经清楚地明确了操作的规则，就应去找寻现存依据、按现存规则操作。我们必须始终尊崇宪法法律至上的理念，紧紧倚重法治化的手段，执意追求宪法法律实施的效果。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在举国上下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背景下，为了宪法法律在治国理政中能够发挥应有的效能，本文试从治国的理念与原则，实行法治的方式与手段以及法治追求的目标与效果等方面做出反思和论证，以求正本清源，科学把握。如果一个官员遇事、办事想到的首先不是法律，而是其他什么，其行为方向必然会发生偏离甚至是背离。

有一点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具体的公正执法或司法，是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拥护的，尤其是败诉的当事人。这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已经严重威胁到我党的执政地位。

宪法法律不能满足需要、有缺陷也有一个判断问题，谁来判断？修改旧法或制定新法应由立法机关正式启动（其中执政党也可发挥作用甚至是主导作用）。[11]这里，三个效果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相对于一个效果即法律效果来讲，追求三个效果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对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究竟是有利还是不利？以我所见，所谓政治效果是指执法行为、司法行为对社会政治稳定产生的影响和结果。

宪法法律的根本作用在于让权力受制于权利，让权力服务于权利，从而建立治国理政的基本秩序。由此推理，讲一个至上是姓资，是抽象的，是片面的，讲三个至上就是姓社，就是具体而全面的。即使个案与政治、社会有关，其影响和结果也是有大小之分、直接与间接之别的。法官处理这样的案件往往面临两难：判决离婚，解散了一个家庭。

法律是辅助手段的观念，与现代国家的治理实在是格格不入。还要特别纠正的一个概念是，法律手段等于刑事手段。

习近平同志最近提出，我们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而法律手段则是不太善用，因为懂法的人实在太少。

现实中，公安、检察和法院经常在党的政法委的协调下统一认识，办理个案，这样做，往往破坏了法律规定的正常程序，有时也会导致相关案件缺乏应有的公平和公正性。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不是将宪法法律放在首位，不是首先考虑自己的行为有无法律根据、如何适用法律，而是先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是否属于党的事业、是否符合人民利益，这种思维模式就有些主次颠倒了，这不仅加大了我们工作的成本，而且往往使我们的努力迷失了方向。

有的学者很天真地为三个至上作注解，说什么三个至上是辩证统一的整体。由于行政手段采用时往往针对具体的人物或事件，一种手段适合处理此种事件，但不一定适合处理彼种事件。检验执法官员、司法官员的工作绩效，也是看其执法行为、司法行为的法律效果，不能离开执法司法的法律效果去评价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难怪现在越来越多的执法官员与司法官员感叹现在的工作不如以前好做了，该强硬的也不敢强硬了。

如果考虑社会效果，法官就会倾向于作不准离婚的判决，因为解散一个家庭，就会多产生一个社会不稳定因素。所谓的行政手段，是指政府及其管理部门，按行政隶属关系，通过命令、指示等形式，直接对下级管理部门和人员的工作或其他活动进行组织指挥的一种管理方法。

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没有法治传统的国度里，为数不少的当权者会将宪法法律看成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坚持宪法法律至上，只会更加有利促进党的事业的发展，只会更加有利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

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6]。当事人诉请已经过两审早已判决执行，后再反复申诉被明确驳回的案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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